南宋石刻公园,南宋石刻公园在哪里,南宋石刻公园在哪个省

南宋石刻公园位于素有“太湖气魄、西子风韵”之誉的浙江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宁波东钱湖东岸上水下庄黄梅山麓。公园占地6.7公顷，由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斥资3000多万，为期一年建造完成。

南宋石刻公园

南宋石刻公园简介

南宋石刻公园的石刻以南宋石刻为主，涵盖部分明、清期间的作品，共200余尊石像生。南宋石刻以造型准确，形体动作多样、表情生动而著称。园中的文臣、武将、蹲虎、立马、跪羊分别代表了“忠、勇、节、义、孝”，相当鲜明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人文景观。

中国的石刻作品基本都集中在佛教石窟和皇家陵园，但南宋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帝王，梦想身后能安息到河南巩县的宋皇陵，因此南宋皇室身后都草草暂厝，没有留下能代表这一时代风格的宏大陵园石刻。东钱湖及周边地区是南宋最重要的四位宰相墓园所在，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他们的政治生涯几乎涵盖了南宋历史最重要的高、孝、光、宁、理五个时代，他们的墓道石刻填补了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刻艺术史的研究空白。

“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在我国石刻史上，南宋时期神道石刻资料较少，东钱湖南宋石刻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雕刻之精、分布之集中、保存之完美在中国尚属唯一。

宁波南宋石刻公园内人物

一、下水绿野南宋石刻群

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 叶氏（1033—1118），慈溪人，19岁嫁配史简，25岁夫亡，生遗腹子史诏（史浩祖父）。叶氏性格刚强，立誓守节，后史诏以八行垂训被朝廷举荐，家门渐渐兴旺，子孙相继入朝，一举成为四明望族。享年86岁。叶氏墓初无石刻。南宋时后代增置墓道石刻，包括文臣、武将、站马、蹲虎、跪羊、石笋等各一对，并垒成小池于墓道西侧。在墓西南侧建无量寿庵供奉。1935年，史氏后裔余姚分支修太君墓，重竖墓碑一块，上书“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造“鸟鸣桥”，并立“昭兹来许”碑一方。造像、牌楼毁圮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93年，史氏后裔集资捐修石阶、围墙，并从附近迁来南宋石刻虎、羊、笋等近十件。

清史在鼎《冀国夫人叶氏墓》：生前苦节耐时光，漠漠幽魂节更长。春露秋霜六百祀，墓旁犹觉姓名香。越国公史诏墓道 史诏（1057——1129），字升之，冀国公史简之子，早立志，律身甚严而事母极孝。受业于四明名士楼郁，“遇大比，辄引避；……誓终身母子不相离。”“善居乡里。民有争斗，从先生求直，不复讼官。”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设“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行取士，诏补太学上舍太守，史诏避官，奉母迁居东钱湖大田山而未应命。宣和年间（1119——1125）再诏不赴，宋徽宗书以旌之，赐号“八行高士”，后称“八行公”，并建“八行堂”纪念之。建炎四年（1130）卒，终年84岁。后追封越国公，危素撰墓志。史诏墓道石刻是其被追封为越国公后补设的，为南宋早期作品，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宋·史弥大《谒越国公墓》：满眼松楸护石茔，此来倍觉暗伤情。烟云深处眠翁仲，俎豆香时荐特牲。一寺迫回溪水曲，万山青向墓门横。杨花无限营春思，送我轻舟十里程。官葬河头西岙石刻 今存石虎、石羊各1对，墓主不详。

二、黄梅山—大慈寺南宋石刻群

下庄齐国公史渐墓石刻 史渐（1124——1195），字进翁，号东皋，史浩堂弟，史嵩之祖父。幼年丧父，由母王氏抚养成人。40岁入太学。生7子，5人中进士。祖以孙贵，累封赠至太师齐国公。葬于东钱湖上水下庄黄梅山南坡辨利寺后山（今下庄），太常博士叶适撰墓志。史渐墓前石刻建于南宋绍熙五年（1195）前后，墓道全长170余米，分三平台，前后两端各有牌坊1座，牌坊间列置石笋、石虎、石羊、石马、石武将、石文臣等各1对。下庄中散大夫史涓墓道石刻 史涓（1120—1202），字泽翁，史浩弟。补承议郎，卒赠中散大夫。墓道现存石像生6尊，包括武将2尊，文臣2尊，石马1匹，石虎一只。

大慈山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 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史浩第三子。淳熙六年(11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累官至丞相。绍定七年(1234)卒，归葬于母葬地大慈山，追封卫王，理宗御书神道碑额“公忠翊运定策元勋之碑”。史弥远墓及墓道构筑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前后，规模极为宏大，原长200余米，享殿前后各一组石像生。尽毁。墓道左首大慈寺，创建于六朝，绍兴二十年（1150）重建，史弥远请为功德寺，时有僧人千余。南宋时，五位日本高僧得道于此，回国传法在日本建了大慈寺两座，尊东钱湖大慈寺为祖庭。明·屠隆《史弥远墓》：霜落苍藤老树枯，眼看巨石压重湖。墓前只有山僧住，黄叶青灯照野狐。清董沛《史弥远墓》：丞相墓前野草枯，御题碑碣半模糊。不知此地牛眠老，胜似天童岭上无？慈溪西龙首山石刻 今存完整石文臣1件，墓道有石笋残件，墓主不详。

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 史浩入相，宋孝宗诏赐家庙，祀及五世。后罢政回到东钱湖，淳熙十五年（1188），因慨念始祖暨高祖俱无坟墓，于是卜地东钱湖下水之原，营造五穴，俱为衣冠葬。这是史氏家族最早卜葬东钱湖畔的记载。宝华寺在大慈寺边上，与大慈寺同为史弥远功德寺。墓道依山势而筑，有石羊、石虎、石马、文臣、武将各1对，皆以太湖石雕琢，半数已残。墓前后有石牌坊构件数堆，残件特征与史弥远墓道石牌坊相似，是研究宋《营造法式》的重要实物。

三、横街—韩岭南宋石刻群

横街采坑丞相史浩墓道石刻 史浩（1106——1194），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官三朝，为政一生。绍兴五年（1194），卒于里第（生平详见上编）。嘉泰元年（1201）树碑，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敕封魏王、越国公。墓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存文臣、武将、石马各1对。横街七坑墓道石刻 墓主不详。今存文臣、武将、石马、石虎各1对，一文臣头部残。横街金夹岙史宇之墓道石刻 史宇之（1216—1293），字子发，史弥远幼子，绍定六年（133）赐进士出身，累官至兵部尚书、观文殿学士、正奉大夫。有政声。墓道今存文臣、武将、石虎各1对。

横街吉祥安乐山史师仲墓道石刻 史师仲（1082——1124），字希道，史浩之父。累赠太师越国公。墓道基本被破坏，但出土墓志铭一方，铭文为“史氏祖茔，宋累赠太师越国公希道夫君、累赠越国夫人洪太君墓”。横街采坑史守之墓道石刻 史守之（1166——1224），字子仁，史弥大之子。从杨简、袁燮游学，非其叔史弥远之作为，中年避势远嫌，退居月湖，闭门讲学，弥远畏之。以朝奉大夫致仕。为宁波一大藏书家。墓道有石文臣、石武将、石虎、石马、石羊，雕刻有神采。横街吉祥安乐山零星石刻遗存 横街吉祥安乐山有水孔潭、石马弄、燕子窝和采坑四组石刻，均为旧墓道破坏后的散件遗存。体量、风格均相似，为梅园石质。韩岭茅岭史若湛墓道石刻 史若湛（生卒年不详），字纯翁，史渐兄，以子补入太学恩封修职郎。今存石虎、石羊各1对。

四、东吴南宋石刻群

宝华山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石刻 史弥坚（1166—1232）字固叔，史浩幼子，为慈湖学派领袖杨简高足。进士出身，累官至直奉大夫兵部尚书。卒赠资政殿大学士。墓道长30米，宽4米，今存石文臣、石武将、石马各1对，石羊1只和两座牌坊残件。明·王应鹏《史弥坚墓》：丞相丰功在史臣，至今人重玉堂亲。我来细剔残碑藓，拱木阴阴鸟自春。古野岙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石刻 史弥巩（1171—1250），字南叔，史渐次子。嘉定十年（1217）进士。官各地均有政声。召为司封郎中。且避侄史嵩之入相，引嫌乞辞，以直华文阁知婺州。墓毁，今存石虎1对。世忠寺史榘卿墓道石刻 史榘卿（生卒年不详），字景义，史宾之之子，历官承务郎、温州永嘉县尹。

五、宝幢南宋石刻群

宝幢省岙郑国公史弥忠墓道石刻 史弥忠（1161—1244），字良叔，史渐长子，史嵩之父。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知庐陵、守吉州、提举福建盐茶，有政声。卒赠少师，封郑国公。墓道现存文臣、武将各1对，石马3匹，石羊1只。育王楼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石刻 史宾之（生卒年不详），字子西，史弥坚三子。累官至中奉大夫、荆湖北道转运使，墓毁，有石文臣、石武将、石马、石虎、石羊各1对，已迁至育王楼宾馆内。

六、福泉山南宋石刻群

福泉山墓道石刻 墓主无考，传系史弥远后裔。有石文臣、石武将、石虎、石马、石羊各1对，其中1文臣残。雕刻精致，为东钱湖南宋石刻代表作品。茶场石刻 从福泉山各地搬迁而来，有石羊、石鼓凳、柱础、马槽各1对。忠应庙石刻 系从福泉山搬迁而来，墓主无考。有石虎、石羊各4只，其中2石虎、石羊的底座呈太湖石状，推断为同出一墓道。

七、高钱—青山南宋石刻群

高钱青雷山余天任墓前石刻 余天任（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嘉熙时宰相余天锡之弟，本昌国（今舟山定海）人，因祖父余涤教授史浩子孙，遂家于鄞。官临安尹兼户部侍郎，累官至刑部尚书。墓毁，今存石文臣、石武将、石虎、石马、石羊各1对。高钱前夹岙石刻 有石文臣1个，墓主不详。 青山岙高闶墓前石刻 高闶（生卒年不详），字抑崇，宋鄞县人。绍兴元年（1131）进士，赐三品服除礼部侍郎，因直言秦桧被罢官。卒赠少师。墓道今存石文臣1对，石虎、石羊各1只。尊教寺后山史岩之墓道石刻 史岩之（1193——1270），史弥忠三子，史嵩之弟。嘉定十年（1217）进士。仕至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孝母，凿东钱湖霞屿“补陀洞天”石窟，供母亲礼佛。墓道今存石文臣、石武将各1对，石羊1只。宝陀洞天石刻 淳熙五年（1178）史浩建月波寺、月波楼，筑宝陀洞天石窟于月波山下。其址今在东海舰队司令部内。

八、霞屿南宋石刻群

补陀洞天石刻 补陀洞天石窟位于东钱湖霞屿岛上，相传为南宋大学士史岩之为供其母进香所开凿，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洞室全长41.1米，高2.8米，宽3米。内供奉观音等塑像，其工程浩大，雕像刻凿精美，为南宋明州石雕艺术之佳作。所居的霞屿岛东依福泉崇山峻岭，山岚终年郁积，湖面水雾澹澹，有岛锁岚雾，景凝云霭之感，素有“霞屿锁岚”美誉，为“钱湖十景”之一。

九、环湖散布的南宋石刻群

上水排祭岭岭脚石刻 有石文臣、石武将、石马各1对，体量、风格接近史诏墓道石刻。上水姑野岙石刻 有石文臣、石武将、石马各1对，石翁仲头部残。横溪大岙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 郑清之（1176—1251），字德源。累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生平详见上编）。其墓道今存石马2匹，残剩马头，长1米；妇人启门石刻1件。洋山村石刻 有石武将2件，其1残；石羊1头。系从他处搬迁来，墓主不详。仇悆墓前石刻 仇悆（生卒年不详），字泰然，宋益都人，大观（1107——1110）进士，累官至左朝议大夫、宝文阁学士，曾两知明州（今宁波），兼制置使，卒葬东钱湖畔。

十、附录：车厩史嵩之墓道石刻

史嵩之墓在距东钱湖30公里的车厩（今属余姚河姆渡镇），但东钱湖畔有史嵩之故宅，今存宅前石桥一座。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庆元府鄞县人，东钱湖史氏的第五代传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刑部侍郎、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淳祐二年（1242），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封永国公。四年，遭父丧归家。宝祐五年（1257）卒，赠少师、进封鲁国公。葬于慈溪石台乡（今属余姚市河姆渡镇车厩），守墓的史氏后裔在那里已形成村落。（墓道石刻等描述鉴赏待实地考察后补充）

清·黄宗羲《过史嵩之墓》：莫道荒烟蔓草墟，千秋有恨尚留诸。墓林遗秽何心也，石椁鸣琴是礼欤？方恨诛奸无特笔，谁将夺谥尚浓书！西天福地残碑下，但见僧人出荷锄。

南宋石刻公园特点

造型写实，有时代特征

形态生动的儒将武士俑 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然而战争与防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故在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显地表现出造像工匠对于将军武备的重视。绝大多数武将的铠甲兵器，都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这种写实的功夫，为历史石刻武将中的佼佼者。但是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对收复失地的无望心态，以及缺少悍将的江南，武士文相、北人南相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因此石刻中的武将都是一副儒将之风，内文外武，心文形武，是石刻武将的一大特色。

文弱传神的士大夫文臣俑 北宋本是文弱王朝，唐代的建功边关、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北宋荡然无存，士大夫是主宰社会的主流阶层。南宋的半壁江山，更是文臣执掌兵权，以守御为国策。故南宋一代，士大夫更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多心怀惴惴，谨慎低调，表情含蓄，慈祥和蔼，表现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内涵和修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格意识和审美标准。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蓄山羊胡子，温文儒雅，谦逊和蔼，形神兼备，更传达了这一时代特征。

驯顺温良的墓道瑞兽 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瑞兽，无一不给人以驯服温顺的感觉。虎不威、马不烈、羊不犟。这显然是一种时代性的象征，霍去病墓道石兽的浑厚自信没有了，唐昭陵六骏的神秀灵动没有了，有的是南宋式的稳定安详。也许这个社会太敏感于不安份的个性，太需要太平宁静的环境感，所有的猛兽烈牲，一律排斥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之外。故其造型，装饰性大于自然形态，然在技术处理上，却静中有动势，粗中见细腻，刚中有柔意。

刀法细腻，雕刻如塑

1、刀凿无痕，力求精细。东钱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艺上都不留刀凿痕迹，追求一种塑像的细腻效果，这是在“写真”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尤以福泉山无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最有代表性。

2、多种技法，塑造细节。石像的细节部分用高浮雕、镂雕、透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表达了所塑造的对像的某些细节，给人以真实的厚重感。如燕子窝石马及鞍具的雕刻纹饰，都令人叫绝。

3、线刻忠于造型，装饰巧在突破。在人物衣褶带纹的线刻中，力求表现质感和厚度，没有一根不合理的线条，没有一根只用于勾勒轮廓的线条，所有的线刻都忠于造型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之中，却有洗炼的概括，衣褶组织粗中有细，简中存繁，干脆简洁却有回味之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处理都一一与实物对位，在纹样的装饰中，石刻手法十分大胆，瑞兽的形体常常被局部抽象变形，雄虎的花纹以云状或者叶状纹，这种突破常在不经意之处，却具艺术的魅力。

中规中矩，力避张扬

1、衣冠甲胄，皆合记载。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不论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此的铠甲，大至形制，小至花饰纹样，都可与有关历史记载一一对应，严格采取写实的态度。比如文臣头戴的进贤冠、冠顶的梁数所表现的阶级官品，所着的右衽宽袖长袍，束带，袍下露裳（袍）蔽足，脚上所登的厚底浅帮的云头履，胸前垂曲领方心，双手执笏，都符合典籍，也可在宋画中找到对应。武将的缨盔披甲、臂上的护袖、小腿上的护腿、以及由革带索定的胸前横贯的勒帛丝绳，和腰间所围的护腰，包括甲胄的皮编铁镶，均无不符合当时的格式。

2、姿态心境，皆合礼仪。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态，均采取为仪仗拱守之势，无一出格表现。这与其时的佛教造像和北宋皇陵石俑中所表现的人格个性（如山西长治佛寺、重庆大足石刻）形成显明对比。这一现像不能不联系南宋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给人以礼仪之乡、儒风氤氲的印像。

3、纹饰细节，皆合自然。人物衣着的纹理大致可分为垂、拉、挤、飘四种，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造形中，文臣的衣纹全部是垂挂纹，武将为扎挤纹，绝无飘动、抻拉的表现。也即是所有的人物均采取一种静态的姿势，甚至处于没有自然风吹拂的环境。一切都合乎这种静态所造成的自然肌理，表达人物内心的平和单纯，心无旁鹜，气沉丹田的形态。然而匠人在细节处理中，常常于一个绳结、一个花纹中，融入灵动的心机，使静态之中潜藏动的内力。

4、建筑构件，皆合《法式》。在东钱湖南宋石刻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墓庐、牌坊上的石质构件。从这些构件中可以看到一个很为显明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建筑的、或者表示建筑的构件，都符合北宋官制的《营造法式》。下庄省岙史师禾墓道的石牌坊，不论是结构、柱式，还是博风、悬鱼、斗拱、瓦当，都符合北宋的《营造法式》，也成为《法式》在南宋贯彻推行的物质证明。

风格分期明显，各呈时代特征

1、以越国公史诏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风格（约1120—119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越国公史诏墓道、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七坑墓道石刻、龙首山石刻、排祭岭岭脚石刻和姑野岙石刻。这一时期正值南国立国初期，百制初创，社会节俭，石刻以简朴风格为主，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墓道形制不大，有较强的民间化色彩。

2、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约1190—1220）。 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修职郎史若湛墓道、齐国公史渐墓道、中散大夫史涓墓道，此期为南宋中兴时代，社会风气积极上进，士大夫各尽职守，谦和低调。石刻风格也节俭朴质，少铺张，造像神态清和淡泊，文臣表情宁静若思，武士有儒雅之气，石兽忠诚驯服，但规制已经表现出铺排的倾向。

3、以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风格（约1220—128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弥远墓道、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郑国公史弥忠墓道、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兵部尚书史宇之墓道、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墓道，以及表现于福泉山墓道石刻、忠应庙石刻、洋山村石刻、官葬河头西岙石刻、前夹岙石刻、刑部尚书余天任墓前石刻、赠少师高闶墓前石刻、仇悆墓前石刻和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等。此期南宋经济繁荣奢华，社会心态偏安自得，表现在石刻风格中，比中期有明显的奢华意识，刀法装饰，雕琢工细讲究，用材除取当地梅园石、光溪石外，有外地的类太湖石采运。造像神态平庸自得，文臣武将仪仗性强，缺少表现心理的内涵，石兽讲求气势，多昂首而有不可一世之势。

民间化倾向越益明显

1、就地取材，尚俭杜奢。 东钱湖南宋石刻的石材，基本上为梅园石或者光溪石。这两种石材都出产于鄞州区境内，梅园石略呈紫色，光溪石显红头。该两石均为沉积的水沉岩，质地细腻，适于细部雕刻，是当地民间主要的建筑石材。唐代建造它山堰，就用了光溪和梅园的当地石材，可见该二处石宕开采已久，且至今仍有出产。史氏有能力从外地购置更好的石材，而且后期史氏某些墓道实际上也有太湖石使用，但总体上都就地民间取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家族尚节俭、杜奢华的家风。

2、随物赋形，崇尚节俭。 东钱湖南宋石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利用整块石材的时候，基本以原石材的形体为依据，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因此有些石质造像虽然纵横不成比例，但是整体观之，仍浑然一体，并无异样。这种随物赋形的传统，得益于民间工匠的经验，既体现了崇尚节俭的民间精神，又是对霍去病墓石刻和历代佛教石窟随材取形的历史传统的继承。

3、吸收民间工艺，匠气与灵动并存。 中国民间雕塑的人物造型多取法于佛像雕塑技法，由于佛像的规制与透视的原因，常常头大身小，上身长下身短，通体不成比例。与唐陵和北宋皇陵的专业御用工匠手下的人物造型相比，或者与东钱湖明代余有丁墓道造像相比，东钱湖南宋石刻就更显出民间工匠手艺的特点。看来虽然史氏贵为宰执国公，但是在当时修墓筑茔时，并没有动用皇家艺匠，大多数都是四明及浙东民间匠人的手艺。民间匠人在审美上的灵动与幼稚的匠气，都在这些石刻中、尤其在动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谐的并存。

4、太师椅所表现的时尚追求。 绿野的史诏墓道中，有一把石椅，这是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中唯一的规制之外的器具。这恰恰是一种当时的时尚和身份的象征。宋以前，汉地只坐凳而没有椅子，椅子是从西域的“胡床”发展过来的新的日用器具。在宋代，椅子开始时只给有皇帝的老师——太师身份的人享用，其后也只有贵胄勋爵才有资格享用，因此有“太师椅”之称。史诏死后赠“太师越国公”，是有资格享用太师椅者，所以特别地以石椅配祀墓道。这也是东钱湖南宋石刻不失时机地表现一下民间心态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