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慈氏塔,岳阳慈氏塔在哪里,岳阳慈氏塔在哪个省

岳阳慈氏塔简介

慈氏塔位于洞庭湖边西南，塔为砖石结构，楼阁式，八角七层，通高39米，下部塔基用五层麻石铺砌而成，塔身全部用青砖砌筑。自第二层起，每层四面均设有小佛龛，共有28个，龛内原供小佛像。每层檐角设小钟，微风吹来，叮当作响。塔顶置有铁刹相轮，上有6根铁链从塔顶直贯塔基，是用来起稳固和避雷作用的。宝塔巍然耸立，雄视洞庭湖，为“巴陵胜状”之一。这一宏伟的建筑，体现着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可惜塔为实心，不能登临眺望洞庭风光。

岳阳慈氏塔故事传说　　

慈氏塔的修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古代，洞庭湖里有水妖作怪，经常出来为害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大家集资，准备修一座宝塔镇妖。在修塔地点附近，住着一户人家，全家人大都被水妖涌起的恶浪吞没，只剩下一个寡妇，人称慈氏。她听说要建塔镇妖，把多年积蓄下来的一点钱全部捐献出来，还日夜不停地为造塔的人们烧茶送水，来回奔走。不幸塔未修完，她就离开了人世。人们为了纪念她，把塔命名为慈氏塔，并在塔旁修建了慈氏寺。

岳阳慈氏塔历史沿革

慈氏塔建于何代？历代志、史及民间传说众说纷纭。

宋《岳阳风土记》曰：“《图经》：唐开元之间，有西域沙门妙吉祥来此，谓父老，西方白龙之孽今迁于此，久则为患，宜建塔镇之。后数苦于水土，人思其言，遂置塔”。“日出之初，影射重湖，镇洞庭水孽。”

明《隆庆岳州府志》载：“慈氏塔，晋妙吉祥造”。“县西南巡视府后，高七级。”“弘治知府张举毁（慈氏）寺，塔存焉。”

清《光绪巴陵县志》载：“淳佑壬寅孟珙复修，康熙三十五年，知县孙澍重修”

那么，慈氏塔究竟建于何时？何人所建？究竟为何而建？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

首先，我要说，慈氏塔是一座佛教宝塔。它与道家的“镇妖”之功能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慈氏塔源于乾明寺，功在灏鉴公。第三，慈氏塔始于唐代，建于五代，南宋孟珙乃集大成者也。故，我们现在所见之宝塔乃淳佑二年之建筑，距今已766年。

“晋建”之说的来由。岳阳城自远古至民初，一直是西、南、东三面环水，天岳山突兀其间。晋时天岳山主峰在现天岳山西1500米至2000米，即今洞庭湖中。相传，大禹治水来巴陵曾亲手植柏树乃天岳山之主峰上。其后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到少帝光熹元年之间才有“依古柏而建（乾明）寺”之史事。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六月，洞庭湖一带洪水滔天，“平地三丈”灾难惨重。其时，自西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至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共132年间，洞庭湖一带共发生了八十余次大规模的水灾，其中，最严重的有八次。安帝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故“欲籍佛国之力而平矣”。元兴二年（公元404年）六月，安帝决定请永安皇后带着诏书赴巴乾元寺（今乾明寺）求住持昙翼法师以了心愿。当年，西域沙门妙吉祥（大月氏国人，生卒不详）居乾元寺。他提出“依湖筑浮屠（宝塔）不仅可安葬寺内圆寂之祖师，且能安抚云梦泽之孽。”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昙翼委托妙吉祥在乾元寺（今乾明寺）内西南角洞庭湖畔行造舍利塔之事。

本来，佛门的“塔”是梵语stupa（卒堵波）的音译，称“塔婆”、“塔波”，其功能主要是安葬、保存僧人遗体或虽不存放遗体而为纪念某位祖师或镌刻经文的标帜性建筑，但决无“镇妖”之功能。后人提出妙吉祥建塔“为镇湖妖”，显然与佛理及事实不符。当时，“塔高不过两丈有余，为无逢实体”。由于塔建在崖边，多年经风浪浸蚀于隋时不仅塔早已崩塌，就连天岳山的主峰大部分也已被湖浪所催毁。故“晋建之说”虽说有其据，然妙吉祥所建之“舍利塔”决非今之“慈氏塔”。

“唐建”之说的缘由。西晋武帝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灭吴后，分下隽县西部建巴陵县，县治设巴陵城。从此，巴陵才真正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具有行政功能的城市。（而之前的“晋陶侃于巴陵筑城”，三国吴鲁肃“屯巴丘筑邸阁”等皆为军事驻军之所为，与城市建设无关。）由此之后，巴陵城才逐渐成为历代州、府、县的治所。晋时，巴陵城的府署所在地在今市一中、3517工厂一带，城市为东西走向呈正方形。城南门设在原岳阳宾馆以北，城南门以外皆为城郊山岗野岭，与邕湖相连，山上仅有乾明寺一片建筑。至唐，整个城市因湖水的冲洗只能东移，城市形状基本维持现状，仅规模稍有扩大。

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因高宗皇帝颁诏，将巴陵乾元寺（今乾明寺）敕更名为“广福禅院”并亲书御匾之后，沉寂的城南山城一下变得沸腾起来。禅院为了纪念这一“盛世之圣德”，用大量木料特在“禅院西南角滨湖之畔筑佛楼”，将“御匾及诏书供奉于佛楼内”。“楼基阔百余方弓（240方弓为一亩），高八余丈（20多米），三层叠之”。每层建有回廊，一、二层设佛堂，御匾及诏书置三楼上。因楼建在寺庙大雄宝殿以南，寺内僧众皆称其为“南楼”。此楼所建之地，即今慈氏塔之基也。由于此楼滨洞庭，揽邕湖，景致极佳。楼成之后，一直是文人墨客游览胜地。

楼建50多年后，即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宰相张说（公元667年——730年人称“张燕公”）被贬至岳州任刺史。他常与赵冬曦、尹懋等文人执友登此楼，观赏洞庭和邕湖景色，并写下了大量的诗句。其中有两首与“南楼”有着直接的关系。一首是《岳阳早霁南楼》，另一首是《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其时，此楼经过50余年的风雨，早已失去了它当初的风采，故才有张燕公“危楼泻洞庭，积水照城隅”的感慨。后有人将“南楼”误称今之岳阳楼，显然与史实大相廷径。《巴陵县志》载：“南楼在巴陵县东南，其今之南津而通阁子湖者是，今之岳阳楼，非昔之南楼矣”。此后，经百余年的风雨，“南楼”自然毁弃。由此，至唐虽无塔之所为，但它确是慈氏塔最基本的雏形，为以后乾明寺建宝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公”建塔。五代时，由于乾明祖师巴陵灏鉴禅师持云门“三转语下，开悟学者”，自此“声价自兹，以名重已”。前来求学者越来越多，寺庙规模也不断扩大，巴陵城亦随着灏鉴禅师和寺庙的名声越来越大。由于寺庙雄踞于巴陵天岳岭上，香火十分旺盛，香客逐增。因此，整个巴陵城南皆围绕寺庙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城市。故，才有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所载：“先有乾明寺，后有岳阳城”之说。这时寺庙的前面沿洞庭湖一带，即现在的南岳坡、油炸岭成了铁、木、乜、布、油等作坊街。寺庙的后面即现梅溪桥一带成为了官宦、商贾、豪门等住居之所。寺庙的北面即现二中一带成为了学校。寺庙的南面即现先锋路一带临邕湖边成为了水陆商品交易场所。同时，寺庙临洞庭湖已有了自己的码头。在码头的北侧沿湖一带形成了一个小的商业区，后人历经几代建成了现在的“下河街”。宋时，此街主要经营为进庙者上供所需的香烛等祭祀品，至元之后才陆续辟为巴陵城内一个大的商贾市场。此时的“乾明寺”，已与当时湖南境内的“开福寺”、“麓山寺”、“南台寺”，“上封寺”，“祝圣寺”等同称为“潇湘六大古刹”。。

为了解决众多僧人闭关的场所，同时还可为寺庙增添更为绚丽的标志性建筑，灏鉴公于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在寺内原“南楼”地址上修建了一座八方七层木质宝塔。灏鉴公还将塔取名为“一字关”，意谓法嗣“云门三句”。“禅林谓以一字猛然截断学人妄识，即云门一字关”，以此向世人宣称，能以神秘的内省功夫，就可达到解脱的目的。其塔高十丈余（将近合30米），并在塔下修了一座寮房，供僧人居住。当时宝塔一至五层都设有闭关室，六、七层供奉佛像，木制的楼梯盘旋而上，煞是壮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皇帝赵光义为“乾明寺”亲笔御书牌匾后，寺庙对 “一字关”宝塔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维修。但在宋熙宁（公元1068——1077）年间，乾明寺受“市火延毁”，整个寺庙和宝塔也随之化为灰烬。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1117年），乾明寺重新修复，其规模比熙宁间还扩大了许多，但未恢复“一字关宝塔”。之后，从北宋熙宁十年至南宋理宗嘉熙元年近160年间，未恢复过宝塔的建设。

孟珙重造。南宋理宗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继韩世忠、岳飞之后的著名爱国将领孟珙出任岳州安抚制置使。

孟珙（？——1246字璞玉）随州枣阳人，出生武将世家。来岳州之前，曾率领父亲留下的“忠义军”于荆襄、洞庭湖一带与金、蒙军队战斗已达上百余次，建立了轰轰烈烈的英名。据《宋史》《孟珙传》：“珙忠君体国，可贵金石。远货色，绝滋味。亦通佛学，号‘无庵居士’”。正由于有孟珙扼守洞庭、荆江一带，致使元军不敢过长江。

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孟珙在战争期间仍惦记岳州佛教事业的发展。在乾明寺众僧的鼎立支持下，他特发动、组织当地商贾、豪绅募集资金，在乾明寺内原“一字关”宝塔（即唐时“南楼”）的基础上，全部采用青砖修建了一座有39米高，八角七层楼阁式宝塔。为了表示自己抗击元军，收复河山的坚强决心，他将宝塔中心全部用砖石垒实，八方不留一点缝隙。底下用五级花岗岩奠基，表示“九五之尊，至高无上”之意。为了教化后人，在外观上则完全遵循佛教的义理。从第一层起，每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外各建一佛龛，全塔共建28个佛龛，里面各用青铜铸造一尊释伽牟尼佛像供奉其间。在宝塔顶上用黄金铸造了近两米高的圆柱，柱上顶立一金质的圆球。整个塔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金光璀璨，意谓“佛光普照”，“法轮常转”。同时，在每层八角檐上各挂了一个用紫铜打造的“法钟”，当微风吹来，铜钟自鸣，意谓“警钟唤醒梦中人”。这既为宝塔增添了美感，更显示了建塔者深沉的寓意。孟珙将军还以弥勒佛之意（弥勒，梵音为“梅怛丽耶”，中文即“慈氏”）将此塔命名为“慈氏塔”，以此亦可教化后人以“善良为本，以慈悲为怀”。与此同时，将军还在宝塔下建一小庙，“以荆襄死节之臣祀之，赐额‘闵忠庙’”。

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即慈氏塔建成后第四年，孟珙“招镇北军驻襄阳，李虎、王明军乱，镇北亦溃，降者不绝。”其时，将军已身患重病。眼见当下的局面，“对天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伸矣。”之后，他带着无限的愤慨和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英名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后人将慈氏塔下的“闵忠庙”专以供奉孟珙将军。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位于宝塔下的慈氏寺，因不能再供奉南宋忠烈之士，故乾明寺住持只得将孟珙像撤下，将此庙依塔贯名为“慈氏寺”。到元至正元年，惠宗皇帝为乾明寺“颁诏”后，岳州路（相当于知府）达鲁花赤（官名，相当于唐刺使）寿童海牙进一步确定了慈氏塔和慈氏寺属乾明寺的管辖范围。

张举撤寺。据《隆庆岳州府志》载：“张举：字孟贤，直隶栾城人，弘治年进士，以户部员外郎（正五品）知岳州。”

此时的岳州府城与唐、宋、元时期发生很大的变化。整个城市因湖水的冲洗，已从洞庭湖由西向东后退了近500——1000米。到明时，临湖的许多城墙和湖堤已残缺不堪。经成化年间知府李镜修葺后，整个城市由原来的正方形逐渐变成了沿湖发展的长方形。城南门吊桥已建在今天的望岳门一带，吊桥以南成了巴陵县衙所在地。因此，巴陵城南一带比宋、元时期更加繁荣。乾明寺也随之逐渐向东南发展，但由于对慈氏塔和慈氏寺疏于管理，故 “皆为水上流民所驻”。

知府张举是个十分廉洁、清政者，“岳人称其为‘神明太守’”。弘治十六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佛、道的行为。首先，将宝塔下慈氏寺内的流民哄走。然后，将慈氏寺改作官府的“便民仓”。接着他又对宝塔周围进行了一系列的维修。同时，他还大力兴建学宫（校），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的这些举动，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和称赞。

清康熙三十五年，巴陵知县孙澍对慈氏塔又进行了一次小的维修。

244年后，慈氏塔受到了日本人对它“特别关照”的悲惨遭遇。

“日寇”毁塔。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多次派飞机深入我国内地进行轰炸。岳阳成为了日军对湖南攻击的重点目标（第一是岳阳、第二是长沙、衡阳、第三是株州）。仅1937年到1938年间，日军飞机先后在岳阳城区南津港铁路桥、洞庭路、柴家岭、油炸岭、乾明寺街、南岳坡、梅溪桥等处投弹30多次，炸死城内军民1900余人，炸伤1000余人。城市内房屋大部分被毁，街道大都变成了废墟，乾明寺也未能幸免，但慈氏塔却岿然不动，依然傲然屹立在洞庭湖畔。

1940年，日军进入岳阳城后对慈氏塔十分感“兴趣”。他们先是想尽办法将塔顶上的金柱和金球盗下，还总以为塔内有无尽的宝藏，在找不到进口后，就用小钢炮轰塔。然，慈氏塔仅在第二层塔身上留下几个小洞外，其身并未受大的损伤。

自1940年至1945年整个六年期间，慈氏塔见证了中国空军及美国援华空军在巴陵城上空对日寇数十次的空中打击。见证了第九战区的中国军民对日寇的英勇战斗，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于1956年将慈氏塔确定为湖南省“第一座最早的砖石阁楼式宝塔——省级重点文物单位”。同时，还确定了“宝塔东面15米，西、北、南三方向外延伸40米为宝塔的保护范围”。还十分明确规定，在保护范围内不得有任何建筑。然而，自1958年“大跃进”以后，所谓“保护范围”越来越小。宝塔周围低矮的民房逐渐占据了宝塔的地盘，民屋离塔最近的地方仅40厘米。甚至连所谓的“宝塔巷”只能一人通过，巷宽不到一米。多年来，慈氏塔不仅没得到任何维修，而且，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还迎来了一场历史性的浩劫。

“红卫兵”撤塔。自淳佑元年至今，慈氏塔已经历了将近800年的风云变化和洗礼。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中华大地掀起了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慈氏塔首当其冲，难免其厄运。“小将们”在塔的周围搭起脚手架，准备从塔顶开始将塔撤毁，以示“革命”的决心。正在这时，是周恩来总理的一道“必须保护国家重点文物古迹的重要指示”，才保住了这沉寂800年的生命。但是，原还没有被日寇盗走的所有八角塔檐上的紫铜“法钟”和佛龛内的多尊青铜佛像，自撤下后至今也不知去向。

今天，慈氏塔虽然满目疮痍，但它却依然还是那样的威严、谦和、深邃。它无时不在透露出孟珙将军的爱国之情，无时不在挥洒出张举的爱民、廉洁之心。它容下了人间千年沧桑，笑尽了天下一切可笑之事。

慈氏塔——真乃中华之脊梁，威武不屈，生命不息，浩浩然于苍天，荡荡乎于乾坤，神而佑之，人而佩之。

慈氏塔——就象是一轴看不尽的历史画卷，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坚强。

今天，面对慈氏塔，不由得不使人感慨万分。遥想昔日，慈氏塔依乾明寺而立，倚乾明寺而显，塔、寺相得益彰，彪炳一方净土。而今，慈氏塔与乾明寺已身首相离，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人们呼唤那块净土，期盼慈氏塔和乾明寺尽快合其身形，复其神韵，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彰显“民本岳阳”之精髓。此则，张说、鉴公、孟珙、张举及巴陵儒者、僧者、将者、吏者何其不乐耶？“民生”之本与日月同晖，何其不长也！